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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艺术信息
    冯骥才:绘画是艺术家心灵的闪电

    “绘画是艺术家心灵的闪电”,走进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,正在举办的《戊子之春》画展强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。60余幅水墨淋漓、意境清新的绘画作品,不仅使人看到了画家的非凡的才气,更惊异他的那些奇思佳构从何而来。展览前言中的这句精辟短语为我们做出了回答。

        他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、画家、文化学者和大学教授,多重社会角色,尤其是近年来繁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,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。而他的艺术才思却从未枯竭,每隔一段时间,便魔术师般“变”出一批绘画新作,令人大开眼界。他为何要举办这次《戊子之春》画展,创作灵感来自何方,以及他如何从最初临摹古画发展到今天“自觉的现代文人画”,带着这些问题,记者对冯骥才进行了独家专访——

     

        关于《戊子之春》画展

        “春天在我心中呼唤出无穷画意”

        记者:先谈谈您的《戊子之春》画展吧!想不到您这么忙,竟然还有时间画了这么多画,像变魔术似的。这些画是在何时、何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?您在《戊子之春》画册的扉页上写道:“春天在我易感的心中呼唤出无穷的画意”,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的涵义。

        冯骥才:(笑)我的画可不是变出来的。这些画都是去年初夏,我在南京和苏州举办公益画展后陆续创作的。公益画展的目的很明确:为基金会筹款,支持民间文化保护事业。我作为一介书生,所能做的只有卖掉自己的画,全部捐献出来。捐赠时很壮烈,很激动,像砍掉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;捐赠后却心里空荡荡的,产生一种“家徒四壁”的感觉,并开始怀念自己的画。比如《心中的十二月》,被山东一收藏家以120万元人民币买走,后来万科老总王石也要这套画,只好又从家里取出《风物四时图》给他。你知道,我不画重复的画,就像再婚一样,永远不会有原来的感觉。(笑)所以画一出手,就很难再复制、克隆了。因为“家徒四壁”,反过来变成一种“要画画”的动力,急于把空白的墙壁填充上。但只有这个动力是不够的,还要有具体的艺术冲动……

        记者:记得您说过,“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”。那么,您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作画的冲动和灵感的,怎样在画面上表现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世界?

        冯骥才:绘画的冲动,对我来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,有时是一片光、一段音乐,或读一首诗,写一篇散文时。只要有了绘画感觉并有时间作画,我必须马上就画,决不等待,决不遏制。这与写作不同,写作需要较长时间,绘画需要瞬间将感觉捕捉到,而且只有在自己家的画室才能找到绘画的感觉和氛围。一个艺术家的绘画感觉是最敏感,也最脆弱的,禁不起一点外部的干扰。

        当我在现实或幻觉中看见秋天逆光中的一片芦苇,那些光和影马上就变成了笔墨,变成具体的表现手法,这时便可下笔了。这中间是没有过渡的。换句话说,只有把对自然的感受变成具体的绘画语言,我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冲动。我在田野调查中,经常看见车窗外非常独特的风景,但回来画不成画,因为它不是你心灵里的东西,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而已。

        总之,绘画对我而言是一种心灵生活,与我如影相随。这一年来我不断地画,有时只是因为聆听一段钢琴曲——比如我画过一幅《冬日的旋律》,一条黑色的河在雪地中间流过,所有春天的因子都潜藏于冰天雪地中,它是大自然的血液、是最有生命力的旋律。当我找到这个感觉后,那条深邃的河流瞬间变成纸上的笔墨,自然地宣泄出来。正是一首钢琴曲赋予我作画的灵感,这样的画已不可能再画第二幅了。

        关于现代文人画

        “我更强调绘画的可叙述性”


        记者:您不久前出版的新书《文人画宣言》中,深刻分析了中国文人画的成因、发展及艺术特征,读后印象最深的是王维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和郑板桥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所反映出的文人画的两个重要属性:文学性和直抒胸臆。美术界评价您的绘画属于“现代文人画”,您认同这一概念吗?如认同,您的“现代文人画”与古代文人画有何异同?

        冯骥才:我的画属于“现代文人画”,这个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,上海画家程十发提出的。他说:“什么是现代文人画?你们去看看大冯的画就知道了。”后来我去日本举办画展,平山郁夫也认为我的画属于现代文人画。我成名于文坛,一般人不知我有一个漫长的丹青生涯。从1961年到1990年,我画了近30年画,其中包括临摹古画,在此过程中基本掌握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,有了坚实的宋画基础和线描功夫。我认为中国文人画有四个基本特征:一、直抒胸臆;二、张扬个性;三、将中国画文化化,即文学性;四、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中国画样式,即将诗、书、画、印熔于一炉。

        至于我的现代文人画与古代文人画的异同,我认为,我在直抒胸臆、张扬个性和文学性这三方面,均继承了古代文人画的传统;唯一的差异是,古人强调诗与画的结合,我则更强调散文与画的结合。诗是把大千世界的感受凝聚于一点,用最简洁的句子表达出来;绘画是把一个动态的世界变成一个静态的瞬间。在这一点上,诗与画最容易结合。散文是线性的,一句一句不断将意境深化。我希望我的绘画更像散文,更具可叙述性。比如,“太阳还未出升前,田野是寂寞的,模糊的,大地还残存着夜的阴影;这时,天空开始在迷离处透出一些晨曦,在星星点点的积雪处反射出亮光,最早的一声鸟鸣在极远处清晰地响起来……”我完全可以把这一散文的意境转化为绘画语言——用浓墨渲染夜色中的大地,极远处用曙色扫上一笔,一群小鸟振翅飞翔,留下一片很大很冷的天空。强调画面的可叙述性,这是古人所不及的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关于传统与借鉴

        “我基本的元素是中国画的”

        记者:我注意到,您的画从画幅比例到光影透视效果,都吸收和借鉴了西洋绘画的形式和技法,显得既清新独特又富有时代气息。

        冯骥才:我基本的元素还是中国画的,如对毛笔的运用、线条的韵律和审美,墨色的变化等,中国画的几个基本元素都具备。我画中所有的颜色都要与墨说上话;只要说不上话,这幅画就失败了。

        以笔墨为主,是我绘画的基本特点。当然也吸收了一些西画的手法,如讲究笔触和肌理,像“皴”一样表现山石的质感和立体感。我还会用一些厚的颜色表现物体的肌理效果,但这种肌理仍有“皴”的味道而非油画的笔触。但我比较喜欢强调光的运用——光是生命的元素,因为有太阳光的照射才诞生了世间万物。我尤其喜欢黄昏中的逆光,在逆光中可将生命看得更透彻。如一片树叶,在逆光中看时是鲜亮的,连叶中脉络、汁液的颜色都一目了然。幼时,我喜欢把双手蒙在眼上看太阳,这时的手是红的,里边是血的颜色,那是世上最美的红色,我们永远调不出那种颜色来。阳光使万物充满生命,也充满神秘感;光线给我无限的绘画灵感和冲动。

        记者:这也是您对传统的最大突破吧!

        冯骥才:对,我们要把握传统绘画中一些最重要的规律和最基本的要素;但当传统表现手法已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时,就要有自己的创造。任何时代画家的任务都不是复制和克隆古人,古人已完成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。画光,恐怕是我今后的绘画主题。

     

        关于画风的嬗变

        “心境的变化使我的绘画更超然”


        记者:您是学画出身,后来当了作家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您又重拾画笔,开始了文学的“婚外恋”,屈指算来也有18年了。在这漫长的丹青生涯中,您从艺术观念到绘画风格经历了怎样一个嬗变过程?

        冯骥才:我觉得有三个阶段。一,传统职业画阶段。从学画开始,到临摹古画,以传统技法为主,强调笔墨功力,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国画基础。1978年后走上文坛,内心充满的是文学,使我的思想、境界变得深刻、丰富了。二,自发的文人画阶段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个调整。忽然有了画画的欲望,感到自己内心有很多东西需要表现,发现了一个从未开掘过的大矿藏。而且一画就使自己大吃一惊。当时我说,文学是一种责任方式,社会方式,绘画是一种生命方式。生活的坎坷,情感的变化,人生的思考,都通过笔情墨趣尽情宣泄出来。三,自觉的文人画阶段。我从2002年甲子画展开始,走上一条自觉的现代文人画之路,要求自己一定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充满文学性的、诗意的感觉才下笔,并不断有意识地做些新的尝试,如对光和影的表现。另外,我可能会往更意象化的风格上走一走,追求更强的时代特点。

        记者:我觉得您现在的画风与十几年前的激情澎湃相比,似乎更平和、更唯美了,这是为什么呢?

        冯骥才: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中国的文化问题较多,我们这一代作家又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。我通过文化遗产保护,思考了一些大的文化、社会问题,给自己带来了未曾察觉的变化,即内心境界变化:开阔的思维、开阔的视野、开阔的心灵,绘画自然变得更安静、更安详了。有人说我绘画中的定力特别强,定力来自一个人的信念。我绘画的画幅都很小,但很开阔,与自己内心的视野有关。现在好像什么都不十分在乎了,心境更超然、更坦荡,更宽容了。总之绘画是画家心灵的镜子,画面的纯净折射出心灵的纯净,像经过过滤一样。

        记者:现在美术界对您的绘画有无不同看法?比如说觉得您不是学院派,而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画家通常是受排斥的。

        冯骥才:(笑)我肯定不是学院派。学院才多少年?1895年才有天津大学,而中国绘画史比学院早得多,所有在1895年北洋大学创立前的画家都是非学院派!何况我现在已是天津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了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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